食物里的中华文明史 | 小米：华夏文明的母语
所属分类： 小米百科
发布时间：2023-09-14
来源：原创： 白玮 《传记文学杂志》
在北方，大多数人家的早餐，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就仿佛华夏农耕文明的前序，大抵也是从一粒小米开始的一样。小米其貌不扬，朴实亲切，开启了北方人一天生活的序幕，也打开了华夏之族通向文明的窗口。
小米是俗称，或者说是我们对这种农作物的一种昵称。从这一称谓中，足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它的温暖情感。
在民间语言里，脱壳之前的小米又被称为谷子，而谷子的“谷”通常用来代指所有的粮食作物，这便是“五谷”“百谷”等词汇的生成逻辑。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谷丰登，指的并不是五种谷子，而是泛指粮食的丰收。在二十四节气里，专门有一个用谷子来命名的谷雨节气，用以代指雨生百谷之意，所以，谷子又被代指百谷。从这一系列的命名中，我们似乎就能感知，谷子在华夏生民的生活和文化语境里占据着多么重要的比重。
通常，民间还习惯于把稻子和小米合起来称之为“稻谷”，而不是把小米和麦子合起来称为“麦谷”，或“谷麦”；也不会把小米和玉米合起来称为“谷玉米”。显然，在这些约定俗成的称谓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文明生成成因？
在古语里，小米的前身有两个比较雅致的名称：一个是黍，一个是粟。可以说，黍与粟基本占据了经史子集等古典文献的档案纸张。关于黍的诗句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等；关于粟的诗句，更是汗牛充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等。
从出现的频率和分量来看，不管是黍，还是粟，都能发现它们对于古代生民日常生活的重量级影响。其实，黍和粟都是谷子的一种，黍米发糯，有黏性，而粟米则相对黏度较低。
粟米，也称之为稷，《尔雅·释草》解释：“稷者，粟也。”《本草纲目》曰：“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粟。”《说文》注释为：“稷者，五谷之长。”古时以稷为百谷之长，因此，稷米被历代帝王奉为谷神，进入社庙，加以祭祀。那么，粟米为什么会被唤作稷子？它为什么又被上升为国家语法，成为国家江山社稷的代称？在这背后，记载着怎样的历史传奇？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文明演进和文化记忆？
借助中国百年的考古成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史前时期，小米在华夏大地上繁星闪烁的景象。
在今天内蒙古的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赤峰红山文化遗址，河北邯郸的磁山文化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北首岭文化遗址等多处遗址，都发掘出了一个共同的作物——小米。
一处处的小米遗存，就像散落在中华大地的点点星光，标注出了华夏早期先民们通向农耕文明的版图。
位于河北邯郸、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是广泛分布于华北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先在武安市磁山镇发现而得名。磁山曾被誉为是世界上粟米的最早发现地，它将中华文明追溯到了7000年以前，从而开创了世界粟作农业的历史。考古界一度认为，磁山文化是粟文化的标志之一，它代表了北方旱作农业中的谷物文明。
但随着对内蒙古兴隆洼古文明遗址的发掘，世界谷物文明的前溯历史再度被改写。其中的兴隆沟聚落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东部，距今约8000年。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文物普查时，被首次发现。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敖汉旗博物馆在对兴隆沟遗址进行二次深度考古挖掘时，发现了足以改写世界农业文明史的1500多粒炭化粟米的种子。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碳化黍、粟”颗粒
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科技研究所所长马丁·琼斯一直致力于世界农耕文明的研究，小米起源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2003年，当他得知中国的一项考古发现可能会改写世界小米起源的历史时，他带领团队来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刚刚结束。在马丁·琼斯的推动下，这些炭化的粟米种子被分别送往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进一步验证，后经过碳14鉴定后，一致判定这些炭化粟距今至少在7700年至8000年，因此可以断定这是目前我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小米种子，这一发现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要早上27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也将这些炭化粟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炭化粟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兴隆沟的小米比陕西鱼化寨古文明遗址的小米遗存要早上几百年。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地方的小米遗存相比，兴隆沟文化的小米形态显得更为进化。
炭化粟的发现也证实了距今近8000年前，中国的先民们已经学会种植小米并把它拿来作为主食食用了，兴隆沟遗址也由此被学术界定为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旱作农业起源地，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2年8月将它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此，小米是中国的原生物种，也被国际学界广泛认同。
粮食的获取与种植总是映衬出人类文明的演进，小米尤为如此。小米的发现，标志着早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开始从食物的采集狩猎时代，大踏步地向农耕文明迈出了智慧的一步。
纵观散落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小米文化遗存，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从磁山文化到大汶口文化，从马家窑文化到半坡文化，从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在每个阶段的文明矩阵中，都有小米的身影。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在古陶时代，还是在青铜时代，以及后来的铁器时代，小米每一次都参与、记录和书写了华夏大地的文明演进。
而当小米在中国的北方大地参与着文明演进的同时，在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稻米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在南方的大地参与着文明的变迁，他们像一对孪生兄弟共同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星空，历史注定，他们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最终相遇和交融……
小米是从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在今天的中原一带，民间依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小米的前身就是狗尾巴草，后来经过上古先民的驯化而成为早期中国的主要食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名为狗尾巴草的野草与先民们的相遇充满了神性的传奇。
按民间的传说，最先开启小米耕种之旅的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炎帝。炎帝所处的时代，正处在上古原始部落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种植养殖的过渡期。此时，由于人口的增加，仅仅靠采集和狩猎已不能满足日常口粮的需要，作为部落首领，炎帝不得不踏上寻找新食物物种的苦旅。
据晋代《拾遗记》记载：“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炎）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就在炎帝正为苦寻食物而不得、憔悴不安的时候，天空之上飞来一只丹雀帮他解决了这个饥饿难题。可能是受到了神的旨意，这只丹雀从嘴里给炎帝丢下一粒九穗之禾，而这棵九穗之禾正是谷子的禾苗。
炎帝从这棵禾苗里悟出了农耕的道理。于是，他便将这棵禾苗的种子种植起来，并教会万民学会了播种，从此小米便成为了古代先民的主要食粮。《逸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管子·轻重戊》记载：“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自炎帝的耕作始，标志着中国的先民们从此开启了一个伟大的农耕文明。因此，启动了这一农耕文明的炎帝，也和开启了中华烹煮文明的黄帝一道被后来的万世之民尊奉为中华始祖。
从炎帝开始启动农耕，一直到秦汉，这两千余年的文明都是依托于小米而建立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也应该称之为“小米文明”。而把这个小米文明发扬光大的，并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融入中华民族血液的就是一个叫“弃”的人。
传说，弃是“有邰氏部落”一个名叫“姜”的女孩所生（邰，即今陕西省杨凌地区）。当时，姜因踏巨人脚迹而怀孕，遂生下了弃。因一度将他丢弃于乡野，故名弃。
弃为小儿时，平时玩耍就喜欢摆弄树木和庄稼，把树木和庄稼侍弄得井井有条，茂盛而丰美。及步入成人，犹喜农耕。弃有相地之宜，他种植的庄稼，长势很好，收成也高，农人纷纷效法，影响很大。尧帝知道后，就拜他为农师。在尧舜时期，弃出任“后稷”一职，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而“稷”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小米”。后来，因为弃“教民稼穑”，学会了种植稷，使得天下尽得其利。弃之于民，功莫大焉，于是被封为邰地的首领。《尚书·尧典》将这一段历史表述为：“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后来，弃的子孙枝蔓繁衍，逐渐强大，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整个部族迁至岐山以南的渭河流域，即今天的关中平原。后来，周文王和周武王在姜子牙的帮助下，率天下各路诸侯灭掉商纣王，从而开创了800年的周代文明。
正是由于“稷”之于民生的重要性，其作为五谷之长，也被上升到一个农业文明部落图腾崇拜的信仰高度，并与土地之神连在一起，合成“社稷”二字，成为后来国家的象征。
《尔雅·翼》的记载是：“稷为五谷之长，故陶唐之世，名农官为后稷。其祀五谷之神，与社相配，亦以稷为名。以为五谷不可遍祭，祭其长以代之。”
在今天的陕西武功，还保留有教嫁台遗址，相传为后稷向人们宣讲稼穑百谷之道的场所。教嫁台是全国唯一的一处古农业名胜古迹，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圣地。
从土地的性质来看，不管是神农炎帝还是轩辕黄帝，不管是尧、舜、禹还是夏、商、周，也不管是周朝的先祖还是后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是黄土，稷之所以能在这土地上孕育，成为一个王朝口粮的支撑，是和它的生长习性分不开的。
天地造化的神奇就在于，有什么样的土地就会有什么样的庄稼，有什么样的庄稼就繁育什么样的生民，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同理，一方水土也同样会孕育一方文明。
无疑，小米就是典型的黄土文明的产物，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最古老的庄稼物种，相对于小麦和水稻，小米的物性更适合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地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之所以能够在西北部地带孕育壮大，显然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相关。那么，小米究竟有着怎样的物性呢？
小米这个谷物物种天然耐旱，而且不是一般的耐旱，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也能顽强生存。不仅如此，它的分蘖能力较强，同时，生长期又比较短，一般在50天到90天内就能成熟。另外，它的茎、叶较坚硬，可以作饲料，而且适合在冬季保存，以便喂养牛、马、羊等牲畜。
在早期粗放型的耕作水平之下，一方面，土壤还未得到改良优化，到处杂草丛生；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人力灌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小米这样的谷物才能够越过重重阻碍坚强地生存下来，为人类提供基本的口粮。
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名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曾经说过：
仰韶文化的遗存，在关中地区已经发现了四百多处，它们多分布于靠近河床的第一阶地上。这些地方，土质肥美，适宜种植，距水源又近，生活方便，而且地势较高，又无水灾之害，所以，当时的上古人类乐意也必须在此居住……
根据陕西半坡古文明遗址考古报告，也足以证实这一点：
我们推测，当时人们主要种植粟类谷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作物比较耐旱，宜于在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的技术较简单，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相适应；同时它的产量多、成熟期短，且能久藏不坏。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它就成为最适合于当时生产条件与生活需要的作物。
而从这些品性来看，小米就注定要成为黄土农业文明的根本性支撑。周朝之所以能把“稷”供奉起来作为国家的象征，中华文明在这块土地上的发源和壮大也就成为一种地理选择的必然。
尤其周朝在关中平原建立王朝和城邦之后，他们在关中的土地上广泛种植粟米，并向全国推广，从而一举奠定了周朝稳固的社稷江山。后来，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因为护国有功，从周王室那里承袭了这片土地，历经多年治理，粟米更是连年丰收，为秦国的壮大奠定了一个强大的粮食基础。
据历史记载，当年晋地发生饥荒，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国给晋国提供的救济粮就是小米，足见此时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粮食生产已经居于各诸侯国的领先地位。秦国之所以能够养活庞大的军队，和这片土地上能够提供丰厚的粮草有着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段历史，《左传·僖公十三年》将其记录为：“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
然而，秦汉之后，随着中原小麦文明和江南水稻文明的崛起，以小米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明必将受到冲击，小米的价值意义，也势必不再像周朝时期那样重要。
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优势，但与优势相伴随的，就是劣势。
在原始农业粗放式的生长环境下，和其他作物相比，小米的优点十分突出，它不像小麦那样需要深耕细作，也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水源。
在西周时期，农业种植的水平相当粗糙，甚至是笨拙，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牛耕，也没有铁制农具。西周仍然属于青铜时代，铁制的农具和牛耕要等到春秋战国之后才开始出现，而真正的大规模推广，要到汉高祖刘邦占领了这片土地之后才开始普及。
具体到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基本没有成形的灌溉体系，纯粹靠天吃饭。从今天挖掘出的西周文化遗址来看，当时的农田和城邦都是在渭河河谷的高地上耕种和建筑的，第一阶梯是距水源20米高的坡地，第二阶梯则是距水源40到50米的黄土带，灌溉基本没有。另外，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第一次大兴水利的时候，是秦朝建立后在关中开发出了郑国渠，才使关中平原有了人工灌溉[4]。
大秦帝国之所以能在长安立足，就得益于灌溉的推行。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在关中平原建立200多年的江山，就得益于秦国遗留下来的灌溉遗产和汉代开启的精耕细作。
由是观之，西周时期的关中平原，只适合种植小米，按《周礼·职方氏》记载，泾渭之地“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周的主粮一直就是小米，之所以能把社稷当作江山一样来祭祀，那不仅仅因为“后稷”是他们的祖先，更是因为小米是他们的生命之物，是他们的食物图腾和信仰。
在西周当时无灌溉、无铁器、无精耕的“三无”耕作年代，小米凭着顽强的生命力给西周王朝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但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作物，能够存活已经是上天的神奇造化。所以，小米的产量相对很低。一般情况下，亩产120斤左右，碰上好的年成，良田的最高亩产大概200斤。遇到这种情况，整个国家都要向上天和祖宗祭拜，“民以食为天”的精神内涵也从中而来。
即使如此低的产量，但此时的渭河平原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河水泛滥之地和其他地方，还算是沃土，另外，当时西周的小米产量虽然不高，但王城中央的人口也不算多，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渭河平原上出产的小米供养周朝的运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时，全天下还没有大面积的小麦种植，小麦尚属于珍稀品种。此后，等到小麦在中原广泛种植的时候，就预示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要随着小麦文明的诞生而向中原地带发生转移了。
同样，北方也很少有稻米，虽然浙江河姆渡的水稻文明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启，但对于遥远的西北王朝来说，河姆渡所在的江浙地带尚属于未开化的南越之地。待到后来的水稻成为全国的主要食粮后，预示着汉朝的粮食中心又要向江南发生转移了。
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变迁来看，如果没有基本的食物来维持人口的存活，王朝江山的稳固更无以支撑。在以农耕为立国之本的古代王朝，对粮食的考量虽然不是主导一个王朝建立城邦的唯一标准，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回看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变迁，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大的历史趋势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小米文明之上的都城长安，注定会被另一种食物文明所取代，也就是说，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小米文明早晚会衰落，对它来说，繁华的落幕只是个时间问题……
公元前770年，伴随着西周镐京的陷落和周幽王的被戮，新即位的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迁往洛阳，史称东周。
以周平王迁都洛阳为标志，预示着以小米为基础而创造的小米王朝开始退居到历史的背后。同时，这也昭示着一个新的农耕文明即将走到历史的前台，它就是我们以后将要重点讲述的“小麦文明”。
那么，周平王为何要将都城迁到洛阳？其中的玄机又是什么？历史上，关于西周灭亡和周平王东迁的原因分析有很多，但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犬戎的骚扰。西周后期，以镐京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在经过犬戎部族的烧杀抢掠后，镐京几乎变成一片废墟，宫殿大部分被焚毁，国库空荡无物。而且西边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领了，边境烽火更是连年不息。在此背景下，农业生产几乎遭到彻底破坏，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已经不足以支撑江山的运行。
其二，关中地震。早在西周灭亡的十年前，即公元前780年，也就是那个宠幸褒姒的周幽王即位的第二年，都城镐京周边就发生了一系列地震，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不管是西戎攻掠还是关中地震，其实，上述两个原因都指向一个事实：土地上的产出已不足以养活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司马迁在这段文字里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这一核心原因：“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意思是说，如果水土不生财物，王朝就必然灭亡。
另外，周平王之所以迁都洛阳，是因为洛阳一直就是周朝的陪都，或者说是备用都城，从周公就已经开始建造了。周公当年这么考虑，主要还是出于粮食的考量。
西周初期，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虽然中原的农业生产地理和粮食产量无法和关中平原相比，但作为一代圣贤，周公在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打理江山的时候，未雨绸缪，早早地就为周王朝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生命的备胎。
周平王东迁标志着以小米为依托建立的王朝就此衰落，同时，也标志着以小米为依托的口粮重心将逐渐向其他口粮过渡。随着春秋战国时代铁器和犁铧农具的使用，华夏民族开启了一个新的农业文明周期。
何炳棣先生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曾引述过这样一个观点：
人类只有种植粮食并定居后，才会在物质剩余和空闲的基础上，产生高等的文明。
没有农业的耕作和食物的获取，就不会产生人类文明。具体到小米和华夏文明来说，小米不仅是上天给华夏民族最慷慨的馈赠，不仅是华夏之族生命里的元食物，同样也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元文明、元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小米”就是我们文明的母语。
所以，在历代的经典文献中，从最初的文字符号到后期的诗词歌赋，“小米”都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写满了华夏大地，在今天所见的文字中，更是处处都留着小米的身影。
这个身影，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里就开始了。据甲骨文考证大师于省吾先生的统计，在甲骨文的各类卜辞中，仅一个“黍”字就出现了106次之多。
根据浙江大学农业史大家游修龄先生对《诗经》的检索，发现黍和稷这两个字在《诗经》中曾出现过37次之多。在总共305首的诗歌篇章中，平均每9篇都要提及小米。其中有一首影响深远、诗化意象延伸广泛的诗句，就是《黍离》：
《黍离》不仅创造了流传甚广的经典名句，更为汉语文学提供了一个经典意象：“黍离之悲”。
黍离之悲是指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哀叹，也指国破家亡之痛，历来被视为是悲悼故国的经典文学意象。后世将这一意象发挥极致的，就是杜甫的这首《春望》：
而关于粟，在后来各类典籍中的出现频率就更多了，粟一度还被作为谷物的统称出现在各种官方的文本里，并成为古代官员俸禄的薪酬标准和通行货币。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更有万千诗句充盈纸张，影响深远。
但当食物的小米上升为家国意象的“稷”时，有关江山社稷家国情怀的诗句更是写满简牍布帛，这些诗句，它们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对小米的情感，也是流淌在一代代文人士大夫血液中的责任与担当：
订购电话：0476-4524322
